就我國而言，當前正處於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的關鍵階段，刺激消費應對疫情只是一件小事，疫情總會過去。如何持續提高居民消費欲望、降低儲蓄率，才是中國經濟長期轉型面臨的真正挑戰。

負增長如約而至。2020年1季度，我國GDP同比下降6.8%，創半個世紀以來最低值。中國如此，全球各國也不樂觀。刺激消費成為各國穩經濟的重要抓手。多國政府向國民撒錢，我國多地政府發放消費券，但效果並不明顯。

2020年1季度，我國居民個人存款較2019年末增長6.5萬億元，同比多增近5000億元，而商品零售額卻同比下降22%，錢包越來越鼓，消費越來越少。促消費，不僅是個經濟問題，還是個心理問題，僅從收入端發力是不夠的。

中國為什麼不跟風撒錢？

疫情期間，消費和生產同時停擺；疫情之後，企業復工復產，卻因居民消費不足，出現營收下降。無奈之下，減員降成本，又加重消費低迷，導致復工復產在低水平上達到新的均衡。

這種低水平的均衡對應著經濟增速放緩。要提高經濟增速，需提振消費，以打破低水平均衡。好比讓勻速60邁的車子提升到80邁，打破舊平衡必須踩油門，要借助外力。外力提振消費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“發錢”，極端情況下，每人每月補貼1萬元，不愁消費起不來。

事實上，已經有很多西方國家給民眾發錢。據蘇寧金融研究院不完全統計，目前已經有澳大利亞、英國、德國、美國、加拿大、日本、韓國等國家向民眾發放現金補助。

就我國而言，也把促消費提升到突出的重要位置，卻只發消費券，這是為什麼呢？

國情不同。英美國家近一半的人隸屬“月光族”，政府不發錢，吃飯成問題，反過來，政府發的錢，基本都會用於消費；而中國情況不同，中國家庭整體還是有錢的，從1季度居民存款大幅上漲（也稱“報複性存款”，3月末存款餘額較2019年末增長6.5萬億元，同比多增近5000億元）可見一斑。

人們吃飯不成問題，這個時候，額外發錢只會轉化為儲蓄，相比之下，發消費券不僅能確保100%用於消費，還能發揮杠桿撬動作用，發揮更大的刺激效果。據不完全統計，截止4月15日，全國超過30個城市累計發放近60億消費券，其中，杭州第一期以9410萬元消費券拉動12.46億元消費，杠桿效果超過13倍。

在經濟學中，直接給民眾發錢被形象地稱作“直升機撒錢”——開著直升機在城市上空撒現金，誰撿到算誰的，一個詞——白給！現金的印刷成本極低，開動印鈔機撒錢，消費上去了，民眾高興了，何樂而不為呢？

鈔票只是一張紙，背後卻是對商品和服務的索取權。如果社會商品供給能力有限，超發現金只會帶來通貨膨脹。同時，當一國肆無忌憚印錢時，貨幣的國際信譽嚴重受損，匯率會大幅貶值（想開動印鈔機，用紙張換取其他國家的真實商品，這是美元的特權），現金不能轉化為外匯去追逐國際商品，只能在國內肆虐，印的越多，通脹越嚴重，直至惡性通脹。

惡性通脹下，貨幣以月、周為時間單位快速貶值，儲蓄不再有意義，貨幣像燙手的山芋，人們要麼儘快花出去，要麼儘快換成外匯或黃金，國內貨幣體系崩潰；工作也變得毫無價值，人們寧願花更多時間搶購商品，沒人再踏實幹活，生產供應體系崩潰。

惡性通脹，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承受。為避免惡性通脹，印鈔撒錢必然有個限度，偶爾為之，不可依賴。既然是偶爾為之，民眾預期到政府不會持續撒錢，撒一次少一次，除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外，會把多餘的錢存起來，而不是花出去。此時，撒錢促消費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。

所以，撒錢屬於有效的救濟政策，為低收入群體的必要生活支出提供資金來源，卻並非有效的刺激政策，並不能持續刺激居民消費需求。

低迷的消費欲望

結合歷史經驗來看，刺激消費的難點不在收入（收入的主動權在政府手裡，相對好操作，如穩就業、降稅補貼甚至直接發錢等），而在消費預期，或者說消費欲望。

人們不願意消費或不敢消費時，僅刺激收入端是沒有效果的。

在《低欲望社會》一書中，大前研一談到日本年輕人的消費欲望一代不如一代（老年人的消費欲望本來就低），導致經濟缺乏活力，久久不能複蘇；而年輕人之所以缺乏消費欲望，源於“對未來尤其是老年生活感到不安”。其實，日本老年人的福利待遇非常好，年輕人的不安，源於日本巨大的國家債務。

上世紀90年代之後，為走出“衰退的十年”（之後順延為“衰退的二十年”、“衰退的三十年”），日本政府頻頻出台刺激政策，為此背上巨大的債務，負債率全球居首。

民眾不免擔心，如此高的負債率大概率不可持續，政府為老年人提供的各種福利待遇和生活保障，待自己年老時，未必還能享受到，消費心態發生根本轉變，“年輕人既不想買房買車，也不想結婚生子，從30歲開始就為老年生活做打算，不停地存錢”。

據此，大前研一認為：

“國民的低欲望才是日本社會最大的特征，是日本經濟低迷的元凶。因此，將美國那種高欲望社會的經濟對策用在日本這種低欲望國家，一定不會有成效。”

中國自然不是低欲望社會，我們仍處於欲望高漲時期，通常利率一下降，我們就想著買房、買車、買家電，一旦小有積蓄，就想著換個大房子，或去海濱度假城市買個休假房。但在疫情之下的特殊時期，人們會從高欲望轉向低欲望，從“報複性消費”轉向“報複性儲蓄”，消費心理髮生了重要轉折。

一位學醫的朋友從醫學視角做過一個類比，以呼吸為例，屏住呼吸1分鐘，人會報複性地大口喘氣；屏住呼吸3分鐘（存在於理論中），人可能會直接陷入昏迷，呼吸微如細絲，大口喘氣是不可能了。

經濟體何嘗不是如此。被疫情凍結1個月，疫情解除後會出現報複性消費；被疫情凍結半年，企業關門、員工失業，哪裡還有報複性消費呢？

國內現在的情況更複雜一點。國內疫情在短時間內得到強力控制，“企業倒閉、員工失業”的現象並未大範圍出現，人們的收入還在，儲蓄也在；但國外疫情仍在蔓延，在“外防輸入、內防反彈”的政策要求下，人們的生活接近常態卻又不是常態，企業復工復產卻又受限海外訂單萎縮。加上全球疫情不明朗，人們防禦性心理開始占上風，從擴張性消費轉向防禦性消費，對非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下降。

從2020年1季度數據看，商品零售額同比下降22%，其中，糧食食品零售額保持正增長，需求強勁；通訊器材、飲料、文化辦公用品和日用品，同比降幅有限；而金銀珠寶類、傢具類、服裝鞋帽、家用電器等產品，需求出現明顯滑坡。

幾乎所有消費品類增速下滑，源於線下場景受阻；不同品類間的降幅差距，則受消費心理變化的影響——必需型消費還在，但改善型消費需求低迷。

如何激活消費欲望？

面對“有錢卻不花錢”，我們要求解的，不僅是一道經濟題，更是一道心理題。

消費心理學家發現，當消費者內心不定時，會逃避做決定。比如說，高考成績揭曉後，無論考得好壞，學生們大都願意旅游放鬆一下——成績好，權當是犒勞一下自己；成績不好，接下來還有一場硬仗，權當積蓄力量。而在成績公佈之前，考生們焦急地等著成績出來，這個時候他們沒心思考慮畢業旅行的事情，雖然這樣並不明智——越早制定出行計劃，旅行費用越低。

於疫情之後的國內消費者而言，人們在等待國際疫情得到控制、國內經濟真正企穩複蘇的信號，在此之前，他們內心不安，拒絕做出消費決定——人們會推遲購車購房計劃，推遲裝修計劃，不願意更換家電，對任何大額支出都心存警惕。

消費者在等待經濟趨穩的信號，因而不會積極花錢；問題是，若消費者不積極花錢，經濟就很難真正趨穩。政府促消費政策要破解的，就是這個“先有雞還是先有蛋”的難題。

令消費者內心不安定的究竟是什麼呢？能否保住飯碗，薪資是否會下調，年終獎會不會泡湯，房貸會不會有一天沒有著落……

消費者的這些訴求，部分取決於所在企業，部分也受政府直接影響。如2018年城鎮職工收入數據顯示，國企員工收入占比36%，疫情之下，大概也只有國企員工的消費預期是穩定的。

從這個意義上看，對於國企員工和公務員群體，試行每周2.5天休假制度是有用的，因為預期穩定，閑暇時間很容易轉化為消費支出。但對於收入占比64%的非國企員工而言，2.5天休假制度的消費刺激效果不大，他們內心缺乏安全感。

為了讓人們安心，政府突出“穩就業”的重要性，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。不過整體來看，由於穩就業政策過於宏觀，很難傳導至消費者的心理預期層面，人們會說“雖然就業大環境在變好，但萬一我被裁員怎麼辦”，於是，只要還有1%的不確定性，人們就還是不敢消費。

再精準的穩就業政策，都不能消除人們心中這1%的不確定性。於是，人們一邊念著咒語般的“以防萬一”，一邊繼續存錢。此時，為激活消費者的購買欲望，除了宏觀層面已經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外，還需要從微觀層面找對策。

不妨先看下“雙十一”的消費案例。每年的“雙十一”，消費者都會盡情剁手買買買，房貸壓力不管了、錢包縮水也顧不得了，為什麼呢？最大的刺激因素就是便宜，價格全年最低。同理，李佳琦和薇婭的直播間之所以讓消費者瞬間失去理智，魔力也源於“名牌+折扣”的組合。

受此啟發，多方聯合，財政出消費券、金融機構貼息、商家出折扣、平臺出場景，精選幾個消費品行業再造“雙十一”，用難得一見的“折扣價”激活消費者的購買欲，或許能夠達到精準刺激消費的目的。

長期挑戰：降低儲蓄率

中國經濟已步入消費驅動時代，刺激消費，不僅僅是應對疫情衝擊的短期之舉，更是推動經濟長期轉型發展的不二方略。刺激消費，就不得不降低儲蓄率。

儲蓄的另一面是勤儉節約，一直被視作美德，降低儲蓄率，是否意味著要拋棄勤儉節約的美德？一定程度上是的。在歷史學家眼裡，“美德是一種實用的智慧”。美德是流動變化的，不是一成不變的，不同的社會形態歌頌不同的美德。

在投資驅動時代，居民儲蓄為企業投資提供資金，是工業社會的基礎和助力，高儲蓄自然值得提倡；過渡到消費時代後，社會不再需要這麼多投資，要求把儲蓄轉化為消費，這個時候，國民高儲蓄的習慣就從助力變成阻力，不值得提倡了。

如《有閑階級論》一書所說：

“群體公認的生活方式，是個體對人類生活中何為正確、良善、得當和美好的共識。人口、技術方法或生產組織發生進步時，至少對某些社群成員而言，他們若想方便而有效地採納變化的生產方式，就必須改變其生活習慣；在此過程中，他們對於生活習慣中何為真、何為美的原有概念，將無法繼續保持。”

經濟力量發生重大結構性變化時，要求文化傳統、生活方式等進行相應調整，若調整不及時，傳統生活方式就會變成經濟發展的阻礙，這也是馬克思講的“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，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”的應用。

我們不妨設想一下，當投資需求下降、儲蓄依舊高企時，經濟會發生什麼：

企業不需要投資，借貸需求下降，銀行吸收的龐大存款無法轉化為貸款，壓力山大。為了維持銀行業的盈利能力，只能推動存款利率下降，直至零利率、負利率。同時，銀行將大舉購買國債，把存款轉化為生息資產。此時，政府支出就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，而政府通過負債拉動增長，總是有限度的，過度負債，就會爆發財政危機，不可持續。

其實，這就是日本正在經歷的困境。在大前研一看來，日本之所以從“失去的十年”演變成“失去的二十年”、“失去的三十年”，根本原因就是國民的高儲蓄和低消費。

就我國而言，當前正處於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的關鍵階段，刺激消費應對疫情只是一件小事，疫情總會過去。如何持續提高居民消費欲望、降低儲蓄率，才是中國經濟長期轉型面臨的真正挑戰。

參考資料：

[日]大前研一，《低欲望社會：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危機與破解之道》，機械工業出版社，2018.

#專欄作家#

薛洪言，公眾號：洪言微語，人人都是產品經理專欄作家。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、碩士生導師，關註互聯網金融、金融科技與銀行轉型領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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